中医诊断虚劳肾气不足吃中药要至少一个月以上能治好。在临床上肾气不足可以补益,应该每天少量,长时间的维持用药,才能使肾脏能够得到有效的补益,使身体得到恢复。通过药材来泡酒、泡水口服,可以调整的肾气。
虚劳病可能大家并不了是很解,其实虚劳病是临床上一个特别常见的一种属于中医内科系统的疾病,实际上对于虚劳实质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是因为病人有的过度的劳累还有病人的精神过度紧张或者是烦躁或者是其它一些相关的原因会引起这种虚劳病。
《伤寒论》、《金匮要略》五版教材,在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观点和实践经验,继承并发扬仲景学说,以有助于课堂教学和临床辩证论治方面,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有贡献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
1、仲景著作与《本经》的关系
谢利恒氏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中医学很早就分成三派,后“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笔者亦曾撰文指出“仲景用药是宗法《本经》而又有所发展”(载《国医论坛》1990年第5期)。
然而,五版教材《伤寒论讲义》在“《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一节,却未明确这一点,即未指明《本经》亦为仲景学术渊源之一。因此,在教材中对于仲景方药的分析就较少结合《本经》的药性记载来阐述并挖掘其奥义,因而在有些地方其认识就必然显得不足。
如:“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此二方何以分别用半夏及半夏与茯苓为主药?如我们能联系到《本经》谓半夏“主……心下坚,下气……头眩……肠鸣”和茯苓“主胸胁逆气……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利小便”的功效来认识,就不难理解仲景用药之所本。
又如《金匮》桂枝芍药知母汤主治“诸肢节疼痛,身体魁赢,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方中何以用知母,且作为方名中代表药之一?这是不是如教材所说,取其“清热养阴”?但若按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的解释,则认为“凡肿在一处,它处反消瘦者,多是邪气勾留,水火相阻之候”,而知母《本经》早就载其有“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之效(而其它药物学书上皆未这样说),故仲景在此将知母与桂术同用,桂术治水之阻,知母治火之阻。即是仲景在这里非用其“养阴”,而用其“泄火”以治火之阻也。
仲景两书用药共166味,其中149味皆见载于《本经》,占其全部用药的将近百分之九十。其所创方剂充分应用和发展了《本经》关于“阴阳和合”、“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以及“七情”之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等药物学理论,直到今天它仍是我们用药组方的典范。
2、仲景学术与《内经》的关系
五版教材较少联系《内经》的阴阳理论来分析《伤寒杂病论》中诸方证所适应的病机,即是在分析具体病证时,没有普遍应用阴阳为万物之纲纪这一重要观点为指导。
如《金匮要略·虚劳》所述洩精一病,邹润安就认为可分为两类来认识:一为阴寒精自出也,此乃“阳不归宿”,为天雄散所主治;一为梦失精也,此属于“感阳而动”,为桂枝加龙牡汤、小建中汤所主治。这两种洩精的病机迥然不同,应加以区别。这种从《内经》所谓阴阳互根、彼此遞化的理论高度出发,对洩精病病机的高屋建瓴式的阐述,往往更能使人得其要领。
如果我们能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致雨以风,止雨亦以风。气之与汗犹是矣”,以及“阳加于阴谓之汗”等论述来看待仲景书中的发汗与止汗诸方,认识到发汗与止汗皆是由于阳气的作用,就更能深刻地理解诸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白虎汤等方之所以能止汗的原理,关键就在于“止汗者在宁其化源,濇其道路,不在防其肌腠矣”。所以仲景在其止汗诸方中,绝不用黄芪摄卫、五味收津,而是直探其源,从出汗的根源处着手。又比如越婢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二证,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黄,这正是仲景的高见卓识。
总之,《内经》的阴阳理论、五运六气学说,天人一体观,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诊断治疗法则等,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仲景的临床实践及其论著。
3、六经的概念及六经病传变规律
在关于“六经的概念”一节,教材这样写道:“《伤寒论》以六经作为辩证论治的纲领,它是在《素问·热论》以六经分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说,即是把《伤寒论》的基础缩小了,把它仅仅是局限在“热论篇”的基础上,这显然不当。笔者在“仲景学术与《内经》”(见《国医论坛》1992年第4期)一文中曾指出,《伤寒论》六经辩证体系的建立,与《内经》中论述六经(六气)的诸多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内经》中讨论六经(六气)问题的内容相当多,总计不下十余篇。《伤寒论》所谓六经,实际讲的就是六气,它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对六气与人体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并验之临床加以归纳总结,而建立了六经辩证体系。因此,《伤寒论》的六经,与《素问·热论篇》中的六经,当然两者就“有所不同”了,前者所论述的范围自然要比后者宽得多。
在关于“六经病的传变规律”一节,《伤寒论讲义》上这样说:“传,是指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变,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不循着一般规律而起着性质的转变。但多传变并称。”我认为,这里用不着机械地区分何者为“传”,何者为“变”。因为“传”中即包含“变”,“变”中即寓有“传”。既然“多传变并称”,这说明二者很难截然划分,于临床也无多少指导意义。
4、关于“属辞比事法”的应用
“属辞比事法”是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之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此方法是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明确地提出来并充分加以运用的(见该书自序)。这里,所谓“属“(音zhǔ),是表示“连接”之意;“辞”是指言词、词句;“比”是比较、对比;“事”是指事物、事理。其总的意思就是:在弄通原著每一个字、词、句的本来意义的基础上,把有关的词句连接(或联系)起来,对事物进行比较、分析,以寻求其“理”,即寻找其科学的内涵与实质。
然而,教材却没有十分重视应用比较、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仲景著作中的药、方、证,或者说研究得不够深入。如理中汤证与附子粳米汤证,其区别绝不仅仅是如教村所说的前者“主要在于下利”而后者“主要在于呕吐”。我们还应从两方药性之动与静、治法之和与补等方面来分析。正如邹润安所阐明的,“几何其不有天渊之异耶”!又比如同一乱发,仲景在猪膏发煎和滑石白鱼散中使用,是否出于同一用意?邹氏就认为,二方“用发则一,命意自殊”。“于猪膏发煎,所以营血而利水”,使“血源浚而水自通”;“于滑石白鱼散,所以通水而和血”,使“水道利而血自止”。所以猪膏发煎的作用主要是通利血脉,而使“病从小便出”;而滑石白鱼散则重在利水道而止血。这就可以看出,前方之证病在血脉,而后方之证病在水道。
再比如在鳖甲煎丸和薯蓣丸中皆用了柴胡与桂枝,邹润安就通过比较分析后指出:前方用柴胡得君药十分之五,桂枝得君药四分之一,后方中桂枝得君药三分之一,柴胡得君药六分之一。之所以其用量有如此大之差异者,就在于“欲补虚者(按:指薯蓣丸)通营卫为长(桂枝),欲攻坚者(按:指鳖甲煎丸)转枢机为要(柴胡)”。——多么细微而深入的比较!这就把仲景用药之匠心体贴入微,推阐致尽,从而给临床医师以启迪。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由于五版教材对张仲景著作的研究,较少或不很重视运用综合分析法,即结合《本经》探寻药物的功效,结合《内经》探寻各方证的病机,融诸经精义于一炉;同时,也没有更多地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此方与彼方,此证与彼证,此药与彼药,以及同一药物或同一方用在不同的病中,或同一证出现在不同的病中等诸方面加以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顾就彼此契合,求其所以同;后先龃龉,求其所以异”,因而它对仲景原著中相当一些问题的阐释是缺乏一定深度的。
中医里没有甲减的病名,一般根据症状可以归为中医病名里面的虚劳或水肿的范畴。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根据望闻问切的结果,辨证选用治疗方法。常用的包括益气温阳,温阳利水,益气温阳,补益气血等。如有需要,建议您寻求中医医师的帮助,开具处方。
虚劳症又称为低血糖或者是贫血症,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过度劳累,过度虚弱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这种情况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些检查,比如化验一下血压或者是化验一下学校,平时还需要多注意休息,不要吃太过于油腻辛辣或者是容易上火的食物,多吃一些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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